周总理的嘱咐
作者：施燕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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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建民公益基金会会长；外交部英文专家，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、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；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、外交部翻译室主任、驻卢森堡大使、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；主要译作有《命运悠关的决定》《英迪拉·甘地和她的权术》《豪门秘史》《大座钟的秘密》《企业家——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》；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音频
正文
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，第一批赴纽约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。
中美之间20多年没接触，我们对美国情况不了解，在纽约没有我们的机构，没有依托，全靠我们自己去开拓。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很复杂。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周总理指示，代表团中所有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。吴建民是三等秘书，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是随员——最低级别的外交官。
我们被破格提升为外交官的消息震动了外交部。自建国以来，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基本上是从部队或地方干部中挑选的，外交部本身的业务干部能当上外交官的凤毛鳞角。
我国外交官的护照封皮是红色的，俗称为“红皮护照”，持 “红皮护照”，可以享受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中规定的外交官辖免权，包括不受人身侵犯、出入境免检等。“红皮护照”是身份的象征，有一本“红皮护照”，到处受尊敬，开绿灯，办事也方便。
红皮护照
那时我国政府对外交官头衔卡得很严，不少老同志辛辛苦苦干到50多岁，才获得了跟我一样的外交官头衔——随员。人们对赴联大代表团的特殊待遇议论纷纷，是很自然的。而其他国家，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3-4年，就可成为外交官。
1979年6月15日，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》。
后来情况不同了，1979年6月15日，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：“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，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，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。”知识分子“翻了身”，大学毕业生进入外交部不久就可当随员，此后，按资历和工作业绩一级级提升。现在“红皮护照”也不稀罕了。
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过问参加26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，而且对代表团到纽约后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。
中南海西花厅
11月3日晚上，也就是我们接到通知的第二天，我们所住的三里屯外交部宿舍楼传达室的李大嫂在楼下喊开了：“吴建民电话！”我们正准备睡觉呢，吴建民闻声立即小跑着下了楼。原来是外交部办公厅来的电话，要我们立即准备好，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！
会见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旁边的小礼堂。小礼堂的布置很简单，像个教室，前面是一排长桌，下面是一排排椅子。我们基本上按级别就坐。代表团成员来自各个部门，还包括司机、厨师、招待员，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。
不久，总理和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一边说话，一边走进了小礼堂。乔冠华穿着藏青中式薄棉袄，一派文人气质，颇为潇洒。后面跟着代表团其他领导。
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一系列事件的干扰在总理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他显得有些憔悴，脸上好似涂了一层霜，只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。
总理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：打前站的先遣组走了没有？要同友好国家代表团联系，请他们帮忙；代表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，还可请我驻加拿大使馆帮忙，他们去纽约更方便些；到纽约后怎么跟国内联系……总理问得很细，什么都想到了。
出席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，副团长为黄华，代表是符浩、熊向晖、陈楚。
这天总理特别高兴，他看着桌上的代表团名单，开始一个一个点名，我感到自己就像出征的战士，等待司令员点名。总理对乔冠华、熊向晖等很熟悉，但副代表中大多数他并不认识。
他念到副代表邢松鹢时，问：“邢松……这个字怎么念？”老邢赶紧站起来回答说：“念‘益’，是站在船头上的一种水鸟，听说有长寿的意思。”总理高兴地笑了：“喔，是长寿鸟，那你叫邢仙鹤好了。”逗得全场哈哈大笑。
我第一次看到总理这么高兴，还与下属开玩笑。在那段特殊时期，没有什么可让总理开心的事。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我国外交的重大胜利，也体现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，总理怎能不高兴呢？
1971年11月11日，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、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。图为乔冠华团长抵达纽约后，在机场和友好国家的代表们握手。
总理对每个人都要说几句话，他对新华社的资深摄影记者钱嗣杰很熟悉，钱嗣杰长期给中央领导摄影。念到他的名字时，总理说：“哦，你也去。你到那边是新工作、新环境，要把照片拍好。”总理的亲切关怀，让如今年过80的老钱提起这件事仍非常激动。
周恩来总理与钱嗣杰握手
总理叫到我的名字时，我站了起来。他看着我，好像记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哦，是你。”总理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夫人时，我曾给他当翻译。我还参加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、坦桑尼亚总统等任务，给夫人做翻译。也许总理在工作人员中间看到过我。他又看了一下手中的名单，说：“是团员，到纽约可以好好争取入党嘛！”
总理日理万机，天天为8亿人的衣食住行操心，还关心我这个小翻译的政治生命！总理清瘦的脸庞亲切而慈祥，他炯炯的目光中透着对年轻人的期望，他那因操劳而变得有点沙哑的嗓音传达着一种信任。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我用力地向总理点了点头，表示我的决心。总理的教诲成了我的动力，后来，我在纽约入了党，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。
总理在对我们的讲话中，十分强调安全问题。他要大家时时提高警惕、互相帮助，懂外语的要主动帮助不懂外语的。他甚至对代表团的着装也提出了要求。他说：“代表们在联合国开会时，应穿中山装，体现中国的风格，在其他场合，从安全考虑，可以穿西服。”
总理提出着装问题是有缘由的。当时把样式新一点、色彩鲜艳一些、剪裁合体一些的衣服都列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中国的这股思潮传到了遥远的欧洲。
1966年，一位奥地利左派党的领导写信给我国主席，说中国外交人员穿着西装革履、油头粉面；女的上身绫罗绸缎、珠光宝气，不像无产阶级。同年9月9日，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11个大字：“来一个革命化，否则很危险！”
主席亲笔批示
这有名的“九九指示”对外交部冲击极大，从那时开始，许多外交礼仪都被打破，参加外事活动可以穿布鞋、衬衫或的确良卡其布外套出入人民大会堂。毛料衣服、锃亮的皮鞋就成了“修正主义”的标志，要批判、打倒的。周总理对我们的着装指示实事求是，消除了大家的顾虑。
总理亲切的教诲温暖了大家的心，不知不觉已近深夜。总理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乔冠华说：“我们长期在联合国之外，对联合国的情况一点不了解。我这次去联大，心里没有底，怕任务完成得不好。”总理鼓励他说：“临事而惧是好的，这样就不会掉以轻心。不了解情况不要紧，学习嘛！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，包括向我们的对手学习。”
1971年11月15日，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大全体会议，乔冠华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。
接见完毕，总理站起来说：“你们不要走，吃点东西再走。”中南海一位管后勤的同志向我们宣布：“总理请大家吃面条，不收粮票！”服务员端来了热腾腾的清汤面，我们也确实有点饿了。这碗清汤面吃下肚，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的身体。这是我们一生中吃到的最可口的面条。40年后，我遇到当时在场的老同事，他们对总理接见的有些细节记不清了，但那碗面条谁都忘不了。
临行前夕，8日午夜，总理又把所有的外交官召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，那天我已带孩子飞往上海，很遗憾未能参加。吴建民参加了会见，他告诉我，总理向大家通报了林彪集团政变的阴谋。
最后，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：“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，国内局势是稳定的，你们完全可以放心。”像慈父送别即将远行的儿女，他还嘱咐说：“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去美国的第一个大型官方代表团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，一定要为国家争光！”
在座的代表团成员深深感到了中央的信任，虽然已是凌晨3点，大家仍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对于在异国他乡工作的外交官来说，祖国是唯一的靠山，祖国的安定繁荣是坚强的支持。总理的传达是及时雨，他们心里藏着的一块“石头”落地了，他们在心里默默地向总理保证，一定全心全意投入工作，请您老人家放心。
首都机场欢送的场面
9日下午，代表团从首都机场坐中国民航专机出发，到上海换乘法航班机飞向远方。毛主席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，还要求各部委、各军种、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去机场参加4000名群众的欢送队伍。
如此隆重的场面欢送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，规格之高是空前的，足以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。
总理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，欢送的群众在寒冷的天气中挥舞着国旗和彩带，向代表团致意。代表团全体同志深感祖国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，大家都十分激动。
周总理与唐明照（中）、熊向晖在首都机场
代表团正副代表开始与周总理握手告别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礼宾司安排下，匆匆从后舷梯上飞机。总理眼睛很尖，看见这些年轻人在上飞机，举着手一指，说：“怎么走了，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，统统下来！”
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飞机里的人全都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，能和敬爱的周总理握手道别，是莫大的荣幸。吴建民握着总理的手说：“请总理保重身体！”总理亲切地回答说：“谢谢！”
吴建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总理。— END —
文字 | 《我的外交翻译生涯》 施燕华
图片 | 网络 编辑 | 走近外交 咖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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